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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類似榮寶齋潘家園的書畫大賣場。

　   吳樹(微博)

　　有一條成語叫“洛陽紙貴”，說的是西晉太康年間，著名文學家左思創作了一部名篇——《三都賦》，當時在京城洛陽受到文人們的空前追捧。由于競相傳抄的人太多，幾日之內使得洛陽城里的紙張昂貴了幾倍，原來每刀千文的紙一下子漲到兩千文、三千文，一月后竟傾銷一空……

　　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洛陽紙貴”的典故只能永遠成為中國文壇上一段懷古佳話。商業化時代的不期而遇，使得國人難逃金屬魅力的誘惑，從“洛陽紙貴”到“洛陽銅貴”，一字之差，折射出中原文化的質變乃至于國人在傳統意識上的淪落與喪失。然而，就在古都洛陽因仿古青銅業的繁榮而出現廢銅價格高漲的同時，在另外一些城市卻出現了難得一見的紙荒。

　　2010年10月，在保利公司的一場藝術品拍賣會上，一打乾隆三十年的撒金發箋紙以10.64萬的高價成交；同年12月，香港佳士得(微博)拍賣行7幅清康熙、乾隆時期的宣紙上拍，以11.82萬元成交。其實在此之前，北京和天津等地的老紙交易已經活躍多年，記者在京津兩地書畫市場調查時發現，就連上世紀80年代初安徽生產的發霉宣紙都賣到了兩三萬塊錢一刀，比較當年市價漲了近100倍之多。那些清代存留下來的紙張更是身價千萬倍，在一家店里，記者看中一張60見方的乾隆冰紋箋紙，店主開價竟然高達10萬元！

　　記者調查發現：京津兩地紙荒開始于2007年以后，老紙的行情突起與中國書畫市場的跑火休戚相關。業內人士坦言：那些被搶購的老紙幾乎無一例外地用于制作假畫。由于老紙具有難于模仿的特質和時代特征，所以對于紙張的鑒定和測試，往往是認定古代書畫真偽的重要依據。這樣一來，老紙理所當然就成為制作假畫者的搶手貨了。

　　一位行家朋友告訴我：現在大部分掏錢買老紙的人，都是為了制作高價位高仿國畫，那些人在圈內被戲稱“國手”。為了一睹這些“國手”的廬山真面目，記者在朋友處要了一張生產于清代末期的宣紙，讓琉璃廠熟悉的畫販帶我找到一位天津畫家。此人的身份是大學美術專業教師，專長研究清代繪畫。聽我說要復制一張乾隆年間的名畫，他笑道：“如果我沒看錯，您買的應該是道光年間的宣紙，畫乾隆是不是……”

　　我也覺得唐突，買紙的時候沒想那么多，只挑便宜點的買。

　　“要不，畫一張吳昌碩的？乾隆的畫用道光的紙那是明擺著造假，但后人用前人的紙張倒是可以的！”畫家給我出主意。

　　我答應了。接著，我順勢了解了一下仿古畫的價格，那位年輕畫家倒是個大方人，幾乎是有問必答。

　　5天后，我單獨去天津取畫。當畫家將畫在臺子上展開時，我不禁一陣心跳——那是一幅吳昌碩的《玉蘭圖》，幾樹梅花凌空出枝，水墨拙重、大美不雕，配上兩體題字，上為狂草、下為大篆，筆力老辣、縱橫恣肆。

　　“這畫是您畫的？”我不得不明知故問。

　　他笑而未答，略顯尷尬。

　　“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我實在忍不住。

　　“隨便問吧，沒什么……”年輕人掃視了我一眼，眼神散淡、心不在焉。

　　“這幅畫看上去跟原作簡直一模一樣，您的畫工這么好，為什么不去畫原創呢？”其實我上次來就留意到墻上掛著幾幅他自己的畫作，無論從構圖還是寫意都足以打動我。

　　他像是一怔，定定神看著我：“這樣問話的就您一個……其實道理很簡單，您來我這里，一定不是奔著我自己的名字、我自創的作品來的，對嗎？”

　　“對此，您……悲哀嗎？”

　　“早就麻木了，哀大莫如心死！”年輕人順手抄起一把紫砂壺湊近唇邊，我聞出來那里面裝的不是茶，是酒。我黯然失聲，后悔自己不應該觸動年輕人的心事，正打算起身告辭，他卻激動地向我傾訴起來：

　　“我也知道自己的真正價值在哪里，可是有什么用？若不是這兩年干這種見不得人的臟活兒，別說買房子，我連老婆都討不起！是啊，我比很多人都畫得好，在美院讀書的時候，我的作品就獲過獎、受到教授們的一致好評。可這一切管什么用？這不是一個真正的英雄時代、藝術時代！‘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我們藝術家的價值只能由那些狗屁不懂的投資人砸錢認定。沒看見那些玩弄政治概念、文化噱頭的人，可以因為幾張類似于傷痕文學的標語口號式的肖像漫畫，賺取西方人的喝彩，從而受到類似尤侖斯那種投資機構的炒作，最后在佳士得、蘇富比(微博)的拍賣會上連帶西方人的政治觀念一起實現出口轉內銷，天價賣給那些殺他三遍也找不出一個藝術細胞的中國富豪！別說這個，就連那些附庸風雅的貪官污吏，為人題寫幾個破字也比我的畫值錢多了！

　　“這就是現實！對吧？殘酷的現實！‘你畫一千刀宣紙，不如為我們娘倆掙一刀人民幣！’——我老婆的至理名言！如其砸錢去辦展覽、買評論，我還不如直接出賣靈魂來得爽快，你要的這種畫，我三天畫兩張！”此人盡管已然失去藝術家的靈魂，但卻保留了藝術家的個性。三言兩語，就把當下書畫市場的那點事兒披露、點評得淋漓盡致。

　　臨走，按照事前約定，我付給畫家4000元辛苦費。連同事先買紙、事后裝裱，買這幅吳昌碩的“名畫”我一共花了不到兩萬塊錢。此外我還花了3000元錢買了一幅畫家自己的作品：《鬧市》——那是一段只見人影不見人群的街市，構圖和色彩極富現代感，主題富于哲理性，筆道干練，像是畫家在酒后的即興之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大信息量的優秀作品由于畫家缺乏市場炒作能力而不得不將其掛在自家的客廳里孤芳自賞，原創者不得不依靠復制別人的書畫賺錢養活妻兒老小——這，也許正是當代許多本可以名垂青史的藝術家的共同宿命！

　　有趣的是，我買回的那幅吳昌碩的“名畫”，竟然得到不少圈內人的盛贊，古玩城一位畫商用一只宋代磁州窯梅瓶與我交換。半年后，我發現這幅畫竟然在外地一家拍賣公司亮相，并以80多萬元不尷不尬的價格成交。

　　為了進一步求證書畫市場的亂象是否普遍存在，記者結束了對京津兩地的暗訪后，接著又親臨陜西進行考察。

　　西安“書院門”是陜西省最大的書畫交易市場，記者剛到這里，就有幾個當地畫販蜂擁而來，七嘴八舌向我推銷手里的假畫：“范曾800塊錢、劉文西600塊錢、石魯1000塊錢、賈平凹400……”

　　甩開那撥人后，我選定了一家專賣國畫的門店，向店主索購“鬼手”制作的名畫。

　　店主說：“我店里有很多貨真價實的二三線畫家的作品，都有較大的升值空間，您為什么去買假畫呢？”接著，他向我推薦了墻上掛著的當地名家畫作，看上去那些都是原創作品，我熟悉的名字只有作家賈平凹和西安美協的一位主席。

　　我給店主遞過名片，那是我做暗訪時常用的身份——北京某文化公司藝術品經紀人。店主看后考慮了一下，問我：“您要誰的畫？”

　　“石魯。”對此我早有準備。一是因為石魯長期居住西安，是長安畫派的領軍人物，有地方特色。二是幾年前一起“石魯假畫案”弄得沸沸揚揚，無形中提升了石魯畫作的知名度。

　　“石魯的畫多，您要哪種樣式的？”看起來店主已經解除了對我這個外來人的戒備。

　　“我要可以拿去上拍的那種！”我說。

　　店主聞聲笑笑：“現在我們做的高仿，只要您有門路，都可以拿去上拍！高仿畫還要分幾種檔次，價格不一樣！第一種是舊裝潢貼新畫，就是南方人常說的‘真棺材假死佬’；第二種是‘兩張皮’，將原畫芯一分為二剖作兩張，上面一張是底下的兩倍價格；第三種是老紙新畫，價格相對便宜一些……不管是哪一種畫，都可以提供您所需要的鑒定證書或者原作的真實著錄，不過得根據情況另加成本費！”

　　出于價格考慮，我最終選定了第三種做法。

　　隨即，店主拿出一本石魯的畫冊供我挑選，我選取了一張《紅柿圖》和一張上世紀的宣紙，提出要親眼看著他畫，免得給我調換了紙張。店主倒是痛快地答應了，然后把我帶到離此不遠的一處畫坊，里面有幾個大學生模樣的男女青年正在繪畫。

　　“我幫您挑一位功底最扎實的美院研究生！”看來這個畫坊也是店主的領地，他從里屋找出一位30幾歲的小伙子：“你先把這張石魯的《紅柿圖》拿去做噴繪！”

　　小伙子走后，店主對我說：“這張宣紙您自己帶上，等噴繪做好后拿來交給他描圖，渲色我會交給另外一位畫家去做，他我跟我干了3年，畫的東西還沒露過怯！”

　　我問店主來這里訂貨的人多不多。他回答說：“這兩年越來越多，大部分是買去送禮辦事用，真正拿去拍賣公司上拍的很少，去年有一單，用的是‘頭層皮’帶著錄！”

　　“有沒有拍出去？”我問。

　　“不知道，這些事人家不會告訴我們。但是前不久那位買主又來我這里新訂了兩張畫……”店主不無得意地說。

　　由于囊中羞澀，我回酒店后馬上給那位店主打電話，告知有緊急事務回京，買畫的事以后再聯系。這種伎倆都記不清使過多少遍了，開始心里還有些虧欠感，白白浪費別人的時間，后來也就習以為常了。好在店主們對各種顧客的各式鬼花樣司空見慣：“生意不成情意在嘛！”

　　通觀近幾年中國的假畫市場，依托不同地域的各種文化資源，已經形成了五花八門的市場風格：

　　北京書畫市場上的贗品最多、品種最全、價格最便宜。北京的書畫贗品交易以琉璃廠一帶為主，此外還有潘家園片區、報國寺和大鐘寺等舊貨市場。銷售方式分為公開、半公開、不公開三種。所謂公開，即是將那些歷代名人字畫的復制品掛在招牌店里以原作的名義公開銷售；半公開則是標簽上只寫上作品名稱，而不標明是否原作，有人問起含糊其辭作答、待價而沽；不公開指的是那些不需商鋪的書畫游商，他們多半來自外地，租住在市場附近的民房里，平日里背著幾卷假畫在市場上游逛，瞧見目標蜂擁而上，或直銷所背之物，或掏出幾本畫冊讓人挑選，如果家中有成品便帶著客人進門交易，假若沒有成品，可以按照客人的意愿訂做所需要的名人字畫。同時，也接攬客人提供的圖冊，收取少量定金，然后限定時間代客復制。北京市場上的假畫價格偏低，我在琉璃廠做暗訪時詳細打聽過，韓美林(微博)、史國良等當代名人的假畫較多，價格分高中低三等，高仿品幾萬元、中仿品幾千元、低仿品一般只在三五百塊錢上下。

　　記者調查發現，在北京訂做假畫最方便，古今中外的那些書畫名人，無論是唐伯虎還是畢加索，他們的“畫作”都能廉價搞定。

　　此外，北京琉璃廠書畫市場還有一樣特別吸引人的招數——承諾回收代賣本店出售的書畫作品。據記者了解，這樣做給一些以書畫送人或行賄的“辦事者”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一些不敢直接受人鈔票的貪官，拿了書畫后隨帶畫店開具的發票將東西送回原處變賣，實現金錢回籠。最后“三贏”——店主賺了錢、貪官拿了錢、發票明碼標價使得送禮者更容易得到價碼相當的回報。

　　天津假畫作坊最多。在華北書畫市場中，天津依托其雄厚的人才資源和較早形成的市場優勢，撐起了中國假畫半邊天。不少畫坊設備齊全、技術先進、工薪豐厚，吸引了一大批高等美術院校的師生、來津發展的藝技成熟但沒名氣的外地畫家，還有一些民間藝人紛紛加盟。那里的假畫制作已經形成了規模化、科技化、程序化的生產線，從選畫、噴繪、描圖、渲染，到題跋、落款、裝裱、著錄、做舊，分別都有專業人員流水線作業，所有程序不出一條街。顧客交完定金后即進入生產流程，一般四五天能夠完工，一些糙品兩天之內就可以取貨。一位熟悉內幕的天津美術界朋友告訴我：這里生產的假畫，除開批發到港澳臺地區和京、滬、粵、魯、閩等書畫市場之外，還遠銷至東南亞各國和部分歐美國家的華人圈。

　　天津的一位書畫商人向我披露：有一些制假畫坊將產品定位于拍賣公司等高端交易市場，每年只精心制作三五件高仿名畫，作品完成后，還要通過現有的科學檢測儀器和權威鑒定專家共同嚴格把關，最后為其出具鑒定證明，有的甚至可以天衣無縫地偽造作品的傳世檔案，致使一些假畫能夠暢通無阻地進入國內外拍場，當之無愧地享受天價盛譽。

　　那位朋友一口氣向我列舉了五六件拍賣成交的假畫案例，成交價都在百萬以上。他還告訴我：張大千、齊白石、郎世寧、鄭板橋、徐悲鴻等高價位畫家的作品，都是天津畫坊熱衷復制的對象。

　　蘇州制作假畫歷史最早、技法最老。《中國藝術品收藏鑒賞百科》一書介紹：“明清時代造假最著名、規模最大的是在明萬歷到清代中期的蘇州。據記載，這一時期的蘇州山塘街專諸巷和桃花塢一帶聚集著一批民間作畫高手，專以制作假畫為業，他們所造的假畫后來被統稱為蘇州片。”時至今日，上述過往的“舊仿”已然成為書畫商人的搶手貨，價格與真品相差無幾。

　　最近幾年，隨著書畫市場的行情不斷看漲，新的“蘇州片”應景而生，而且手段不斷推陳出新。現在的偽作除了摹、臨、仿、造以外，還利用一些老的“蘇州片”，以改、添、拆配、割裂等多種手法，挖去小名款、印，改添大名家款、印和題跋，甚至采取拆舊配新、以偽配真等手法，將一幅老舊“蘇州片”做成若干張“老畫”。

　　新“蘇州片”主要仿制的對象多半是唐宋及明清的名家書畫，主要題材多為《漢宮春曉》《上巳修禊圖》及《清明上河圖》等青綠山水人物畫。其署款都是古代名氣最大的畫家，如唐代的李思訓、李昭道，宋代趙伯駒，元代柯九思、趙孟、倪瓚，明代文徵明、仇英等人；有部分畫廊專門仿制工筆設色花鳥畫，多半是黃荃、徐熙、趙昌、王淵等大名家作品；仿白描人物畫的多半署李公麟的款；蘇州書畫市場常見的書法作品有唐寅、王寵、祝允明、陳淳等人的作品。有的還配上蘇軾、黃庭堅、米芾、趙孟、鄧文原、祝允明、沈周、文徵明、王寵、吳寬、董其昌等人的假印章或假題跋，以為贗品制造假證。

　　西安制作假畫的“鬼手”最多。記者在陜西采訪時常聽當地的朋友如此形容：“西安畫假畫的人比賣假畫的人還要多！”此語雖不無夸張，但卻真實地描述了當地書畫市場上的一大奇觀。在記者調查過的書畫市場當中，若以制造假畫的人數衡量，西安的“鬼手”堪居全國之首。記者到過的華清池、北院門、三學街、八仙庵、大小雁塔、城墻上下、古玩城內外，那里制造銷售假畫者多如牛毛，他們都告訴我，自己有專門的畫家可作依托，而且那些“鬼手”很多本來就是美術專業的“國手”，出于經濟訴求過高而匿名參入假畫制作。當地文化界一位朋友向我講述：他的一位美院畢業的遠房親戚，是西安最早一批制作假畫的畫家之一，現在制作假畫的水平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此人見畫畫畫，只要有好畫過目，不出幾天便可信手畫出另一幅與原畫署名相同、但內容不完全相同的畫作，而且筆法逼真、風格依舊。他仿制的名畫無論從畫技還是神韻上辨別均與真品如出一轍，可謂是鬼斧神工！朋友的這位親戚現在如愿以償、富甲一方，靠賣假畫蓋大別墅、開寶馬車……

　　那位朋友還告訴我：像親戚那樣的畫家在西安絕非一兩個，而是有一群人，這個群體甚至還形成各自的風格，經常被業界冠以“仿XX派”。在畫家圈內，繪制假畫似乎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丑事，不出名的專業畫家公開接活，已經有了些小名氣的畫家也會偶然為之，以補充自家的錢袋子。

　　記者在調查中還發現：各地假畫制作者都有著非常強的市場應對能力，可以隨時根據行情變化迅速調整自己的經營策略。比方說，近些年拍賣市場比較看重書畫的著錄，將其作為書畫拍品“流傳有序”的依據，一些造假者便立即根據這一需求針對著錄造假。比方說有些古代名家的書畫作品曾在某著錄的文字中被提及，但現在已經尋無蹤跡。這種情況最受造假者歡迎，仿造起來得心應手。他們依據著錄制作假畫后，還根據書里面所描繪的內容刻出假印章，再加蓋在假畫上，力求與著錄的原文完全對上號。這樣的贗品很難被人識破，因為原作既無蹤影，鑒定者也只能依據著錄的文字去體會原作的面貌與風格。

　　另一種情況是歷史著錄里有原作的圖片，這種情況的好處是造假者省心，依葫蘆畫瓢，拿去拍賣會上魚目混珠，在圖錄上用的是真品圖片，底下注明真品的歷代著錄。對此，一些普通買家出于對著錄的迷信，做夢都想不到掉進制假者的圈套；但是這樣做的不足之處一是假，如果畫家的功力稍遜，還是有可能被行家們發現拍品與原作的細微差別，從而導致拒收或流拍。二是一幅原作可能被賣出若干幅贗品。碰上這種情況，一般的買畫者都有一樣共同的心態，那就是認為自己買的是真跡，別人買到的都是假畫。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理由先生為此文點評：

　　在“津京紙荒”一節中，他(吳樹)記下那個很有些藝術才華的美院青年教師發出的嘶喊：“我也知道自己的真正價值在哪里，可是有什么用？若不是這兩年干這種見不得人的臟活兒，別說買房子，我連老婆都討不起……‘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這就是現實！對吧？殘酷的現實！‘你畫一千刀宣紙，不如為我們娘倆掙一刀人民幣！’——我老婆的至理名言！如其砸錢去辦展覽、買評論，我還不如直接出賣靈魂來得爽快！”

　　這些話聽來令人撕心裂肺，百感叢生。“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那是屈原的仰天長嘯，為什么今天聽來仍然覺得貼切？出賣靈魂是常人打死也不會承認的天下大不韙，為什么從畫家口中說出竟有幾分坦然？在其他行業被視作潛規則的東西，在文物、藝術品行業則是明規則，毒化氛圍的彌漫被人們熟視無睹。